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性病艾滋病门诊）护士长邵英，曾遇到一位令她印象深刻的老人刘浩。妻子去世后尚盈配资，刘浩常年独自生活在农村老家。后来，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定居并生了孩子，便将他接到身边，帮忙照看外孙。
邵英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刘浩五六十岁，因接受肠胃镜检查住院，在术前常规筛查中被发现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由于看不懂检查结果，刘浩直接将报告交给女儿。女儿得知父亲感染HIV后，情绪几近失控，一开口便追问邵英：“这怎么办？我父亲以后还能和我们住在一起吗？”语气中充满了愤怒与排斥。那一刻，刘浩站在一旁，低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随后，邵英单独与刘浩进行了交谈。刘浩懊悔地坦言，自己年纪大了，有时间，也有一点积蓄，平时无所事事，便稀里糊涂跟着别人“玩”了几次，没想到会惹出这样的大麻烦。
刘浩的经历，是不少老年HIV感染者的缩影。近年来，尽管我国艾滋病疫情总体仍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新发的老年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占比却持续上升。据报道，今年广东、浙江等地的高龄HIV病例占比均明显增加，其中浙江今年新发HIV病例中，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已占到39.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暨南大学疾病预防控制研究院院长梁晓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随着老龄化加剧，老年新发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数量可能还会继续增长，应尽早给予足够重视。
12月1日，江苏南通海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海安市老年大学学员讲解艾滋病预防相关知识。图/视觉中国
感染人数快速增长
老年HIV病例的上升并非近年的突发现象。
现年五十多岁的白桦是HIV感染者互助组织“白桦林”的创始人，也是一名HIV感染者。他注意到，2011年前后，国内老年HIV感染人数就已出现增长趋势，只是当时并未引起足够关注。
艾滋病（AIDS）是HIV感染发展到最晚期的表现。HIV进入人体后主要攻击CD4+T淋巴细胞，早期感染者体内已有病毒但免疫功能尚未严重受损；当病毒持续复制、大量破坏CD4+T淋巴细胞时，免疫功能崩溃，就会发展为艾滋病，继而出现严重并发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副主任吕繁等人2023年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提到，国内每年报告超过50岁的HIV感染者人数呈增长趋势，从2015年的近3.3万例上升到2022年的近5.2万例，其中超过60岁的HIV感染者人数从2015年的1.7万余例上升到2022年的2.7万余例。
艾滋病研究中，通常将50岁及以上人群界定为“老年”。据前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研究尚盈配资，2015—2022年，国内每年新发的老年HIV感染者，主要集中在西南和华南地区部分艾滋病疫情较重的省份。赵婷是西南地区某县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她注意到，近几年当地50岁以上的HIV感染者明显增多，每年都有数十例新发老年病例，多数在发现时仍处于感染早期。
今年12月，重庆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市新报告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8.6％，但在感染者中，50岁及以上人群的占比高达77.2％。
记者注意到，除了西南和华南地区的部分“高流行”省份，近年江西、福建、河北等地的老年HIV病例比例均在上升。邵英介绍，北京佑安医院目前在治的 HIV 病例有1.3万余例，接近全市病例的一半。近几年，医院50岁以上的病例已超过2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郭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老年感染者被发现时，并非因为出现 HIV感染的典型症状，而是在因其他疾病就诊、接受术前检查，或参与公共卫生筛查时“顺带”查出。赵婷也表示，县级疾控中心每年都会开展包含HIV检测在内的免费老年体检项目，不少老年新发感染者正是通过这类筛查被发现。
重庆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生殖中心负责人孙中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他在门诊中也明显感受到老年HIV感染者数量增加。老年男性常见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疾病，在术前必须进行感染学检查，其中就会筛查出部分 HIV感染者。
近年来，虽然老年HIV感染者数量持续上升，但这一群体却长期被忽视。梁晓峰指出，社会宣传更多聚焦于青年人，尤其是学校中的男男性行为人群，因为这一年龄段的病例相对集中。当前，国家在基层投入的防艾公益项目主要面向青年，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健康知识，相比之下，许多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防护意识明显滞后。“这些都是今后防控工作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2023年12月1日，贵州省铜仁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免费进行艾滋病筛查。图/视觉中国
“失守”的性安全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卢洪洲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年HIV感染高发，关键在于这一群体的感染风险在上升。他指出，如今独居老年人规模大，老年人的性需求长期被忽视，而针对老年人的性健康教育几乎空白，导致他们在艾滋病性传播网络中成为新的脆弱群体。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主任医师李在村曾接诊过一名八十多岁的男性HIV感染者。李在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名老人后来解释，原因是家中曾雇佣的一名中年保姆因急需用钱，提出“给钱就可以发生关系”。邵英表示，五六十岁的老年群体身体状况良好、生活条件较好，性需求仍然存在，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白桦谈到，在一些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或疾控中心，经常有感染者询问“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对象”。他指出，中老年HIV感染者的情感需求其实非常强烈，有时甚至高于年轻人。但他们往往无法与家人深入沟通，或者表达后会遭到反感，导致他们的情感诉求无人倾诉。梁晓峰表示，丧偶或长期无业造成的孤独和情感需求，使部分老年人尝试寻求心理慰藉，但又碍于面子，不愿通过正规渠道寻求帮助。
老年性安全的“失守”，进一步加大了感染风险。赵婷注意到尚盈配资，她接触的老年HIV感染病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发生性行为时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安全套。梁晓峰分析，抗病毒治疗的普及与疗效明显，使部分老年人对病情恐惧减轻，甚至产生“年纪大了没什么可怕”的心态。
2018年，白桦专门为老年病友建立了一个线上交流群，当时群里只有三百多人。几年下来，群规模不断扩大。“现在第一个群已经满员，有500人，第二个群也有三四百人。”白桦表示，HIV感染者群体多样，是一个缩小版的社会。
李在村表示，北京的HIV病例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人群，老年群体中也有不少是男性同性恋。邵英谈到，医院新发的老年HIV病例中，有的是空巢老人，有的与配偶长期分居，有的是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员，如农民工、建筑工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下班后常与朋友聚会“放松”，在疏于防护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白桦强调，“恰恰这部分人群，最难被持续干预”。
前些年，白桦团队的志愿者在北京部分公园组织HIV免费快速检测时，接触到一些流动人口。这些人多为中老年，即便筛查结果呈阳性，也往往不愿前往疾控中心进一步确诊。白桦解释称，这类人群普遍对外界的劝导和帮助存在抵触，常规随访和干预难以推进。当志愿者向他们解释要确诊、定期领药和长期管理时，对方常常一脸茫然，因为他们甚至连下个月在哪里打工、哪里落脚都说不清楚。这一人群因此成为最难发现、最难追踪的群体之一，但客观上却是当前风险最高、规模不小的一类人群。
前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老年HIV感染者的主要感染渠道为性传播，老年男性感染者数量约为女性的三倍。2015—2022年，国内新报告的50岁以上老年HIV感染者中，异性传播占比超过90％，其中商业性行为占44.8％。不过，多位受访专家提醒，流行病学调查中感染者可能隐瞒性取向，因此通过同性传播感染的比例可能高于公开数据。
梁晓峰指出，过去HIV筛查主要针对同性恋群体，但当前形势已发生变化。相当多的新发感染源于商业性行为，商业性行为因成本低、隐蔽性强，已成为老年HIV感染的主要渠道。
李在村表示，如果涉及商业性行为，老年男性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低价暗娼，性服务者多为中老年女性。有些男性就诊性病时会提到，自己是在工地附近发生性行为，四五十元一次，基本不使用安全套。由于对方多为四五十岁的女性，他们通常不担心怀孕问题，但实际感染风险非常高。
李在村表示，除商业性行为外，非婚、非商业的性关系也是老年人感染HIV 的重要途径之一。他举例说，一些老年人通过参加广场舞结识舞伴，随着交往时间延长，可能逐渐发生性关系。2020年前后，李在村曾接诊过一位北京本地的老年男性。他回忆，这名老人与一位女性舞伴保持了近10年的性关系，后来在医院被确诊为HIV阳性。此后，他多次劝说那位舞伴前来医院接受检测，但对方始终拒绝，完全没当回事。
赵婷提到，很多人在被发现感染前并不知情，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12月1日，浙江省舟山医院开展“第38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图/IC
防控的多重挑战
艾滋病尚无法治愈，不过，随着抗病毒治疗水平的显著提高，其已成为一种可以长期管理的慢性病。2003年，中国“四免一关怀”政策出台，同年正式开始对患者给予免费抗病毒药物治疗，当时的药物仅有5种。如今，全球已有数十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通过不同组合形成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约有130万名接受治疗的HIV感染者，其中65％—70％的人使用国家免费抗艾滋病药物，这些药物多数采用一天服用一次。然而，老年感染者与二三十岁的年轻患者在用药规律、长期治疗反应上存在显著差异，治疗方案不能简单照搬，具体优化仍需进一步研究。
许多老年HIV感染者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物。李在村表示，老年HIV感染者罹患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以及肝肾功能衰竭和认知功能减退等的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尽管抗艾滋病药物种类有限，但慢性病相关药物更新迅速，许多新药特性即便是专科医生也未必完全熟悉。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同时，还必须兼顾糖尿病等基础病的用药安全，不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需反复权衡。
他举例说，洛伐他汀等降血脂药物若与某些抗艾滋病药物同时服用，血药浓度可能升高五到六倍，毒性风险显著增加；抗结核常用药利福平，可使部分免费抗艾滋病药物的疗效下降约75％，几乎等同于失效。治疗失败还可能诱发耐药，一旦产生耐药，患者可选择的药物会减少，治疗难度随之大幅增加。
艾滋病的平均潜伏期为2—10年。多名专家表示，只要及早发现、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HIV感染者预期寿命与普通人差别不大。然而，老年感染者确诊时，往往已感染一段时间。卢洪洲表示，老年人从感染HIV进展到艾滋病期的时间，也通常比年轻人更短。但就诊时，他们常因“皮肤病”“肺炎”辗转多个科室，导致诊断严重延迟。
相比年轻人，老年HIV感染者的治疗意愿也更低，且不愿谈及感染途径。卢洪洲印象深刻的两位老年男性患者，一位在确诊后最大的诉求是对家人绝口不提，“死也不能丢这个脸”。为此，他撕掉药瓶标签，从不在家人面前服药。另一位独居老年男性患者，因担心家人发现其感染HIV，长期自行减少药量，最终突发重症肺炎被送入急诊。其儿子在急诊室才得知真相，但老人因长期不规律治疗产生耐药，同时合并多种感染，一周内因多器官衰竭去世。
卢洪洲指出，医生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控制他们体内的HIV，却难以消除他们心中长期形成的心理障碍。
白桦指出，艾滋病相关的歧视和污名化问题仍然严重。他举例，除了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外，绝大多数感染者在其他医院仍可能遭遇不同形式的歧视，尤其在外科手术等方面，例如开胸手术等高难度手术，对老年HIV感染者而言，可及性仍面临较大挑战。
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曾表示，预计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单身、丧偶和独居老年人的数量将持续增加。这种背景下，老年艾滋病的防控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成为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梁晓峰强调，控制感染“源头”，识别高危老年人群，是老年艾滋病防控的核心。目前，老年HIV的传播主要来自那些不知自己感染且发生性行为时不采取防护措施的人群。他指出，未来的防控关键在于加强医生培训和健康教育，使老年人了解预防方法，让有高危行为的老年人能认识风险并主动检查，从而减少 HIV传播。同时，在设计公益或政府项目时，应更多关注老年群体，提供通俗易懂的健康教育，帮助他们在晚年仍能学会自尊、自爱和自我保护。
不过，梁晓峰也承认，对老年群体开展健康教育仍面临较大难度，目前的宣传和教育很难真正触及老年人。李在村曾参与多场户外艾滋病科普宣讲活动，他回忆，当时主动前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
李在村建议，应针对特定行业从业者或与娱乐场所密切相关的老年群体，加大有针对性的HIV检测力度，以提高早发现、早干预的可能性。
（文中刘浩、赵婷为化名）尚盈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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